商业养老保险作用日益凸显

事物的整体仍然属于哲学关注的对象{2}，而各个部分则属于其他学科关注的对象。

这意味着，由现行宪法所构建的这样一个政制秩序，已经在中国持续了三十年。八二宪法的三十而立，不仅意味着宪法的成熟，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相对成熟与稳定。

例如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的规定的写入，以及新增对于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征收土地时做出补偿的规定，都反映出这三十年中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对宪法提出的需求。改革宪法的合法性基础既是现有法统，又是改革本身。同时，这一宪法修正案中还规定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使过去僵硬的土地管理制度得以松动，解放了的土地和人力资源进入更大的流转循环之中。但从实质上说，八二宪法是在回归五四宪法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即使从民国时期各部宪法的文本中，今天的研究者或许仍然能发现一些值得正面评价的内容，但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处于危难之时，这些宪法完全无力应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风云激荡。

因此，有学者明确地宣称，八二宪法是一部叙事性宪法，是对中国各族人民奋斗成果的记载，是人民英雄的纪念碑，更是中国人民历史成就的光荣簿。这为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提供了基础，立足于宪法的治理在此时成为可能。确认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407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

规范和行为冲突的结果会危及社会。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9287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14.83%。己审结案件中，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36682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53.7%。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我国法律将行政复议机关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反映了其利用怕诉心理加强行政复议效力的深刻用意。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其中，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14877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55%。

行政复议法第六章法律责任就没有对应当作出改变决定而不作，或应当作出改变决定却故意作出维持决定等的制裁措施，这就是一个规整漏洞。正因为可作这样的区分，所以行政机关为了不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就极有可能在这个混沌结构中还会进行选择，挑选出对自己最无害的决定。……整体而言，公开审判是对廉洁、公正和有效执行司法公正的最佳保证，也是赢得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和尊重的最佳方法。（二）的规定表明，一方面我变更了你的具体行政行为，我对我的变更决定负责，所以由我自己执行，另一方面也是认为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已经将具体行政行为变更了，即被变更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已经不存在了。

作其他处理的2334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3.75%。进入专题： 行政复议法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是此路与彼路的关系，即此路不通走彼路。而责令履行，被责令的对象也有可能会拖拉不办。

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2083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7%。而要做到以上两点，那就首先需要对行政复议及其决定重新定性。

[2]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1999年4月29日通过，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笔者认为，这个混沌结构中的三种复议决定在效力上又可进行区分—三种之中，最能体现行政复议优势的，是变更决定。

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复议决定作出以后，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不是被申请人，而是申请人。{3}张越：《行政复议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其他方式处理的案件1031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2.9%。而能体现这一优势的，不是行政复议程序，而是行政复议决定。行政诉讼的变更判决的适用对象局限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那是缘于为诉讼（司法）的特点（其本性是判断权），以及司法与行政的关系所制约。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申请人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或者不履行最终裁决的行政复议决定的，按照下列规定分别处理：（一）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见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重排本，第277页。立法应当重新定性行政复议行为及其决定，即从模糊的定性，转变到与司法审查相并列的、当事人可以二中选一的权利救济方法，进而更进一步明确各种改变决定的适用对象，废除复议机关可以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规定，以提高改变决定的适用率。

之所以自然无效，是因为在法院撤销前，它已经生效了，否则就没有自然无效可言。[9]所以，即使在西方国家，所有的纠纷中成为司法诉讼的也只占一小部分，在现代官僚国家里，行政机关和其他解决争议机关有可能比法院处理更多的请求和纠纷。

【关键词】行政复议（行政救济）。怕诉心理是一把双刃剑。

这是一个学理概念，而非法律概念。[6]其次是因为它的公开性。{2}[日]小岛武司等：《司法制度的历史与未来》，汪祖兴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但是，现实生活中，复议机关不会也不敢轻易作出改变决定。

另一方面，似乎又将行政复议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且赋予了其超过一般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超强大效力，其效力的主要对象是复议机关。广义上的行政救济包括行政机关，或拥有行政职权的组织，为受到侵害的权益，或法定权益免于受到侵害所提供的所有救济。

而行政复议法的立法目的之实现，不仅要靠其规范的有效性（efficacy）之实现，还要靠其实效性（validity）之落实。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5678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20%。

有论者对行政复议制度的优势进行了概括：受案范围广、易于接受（指的是行政相对人乐于选择行政复议这一救济途径）、内部优势（指的行政复议机关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凭借行政领导的行政命令直接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效率优势（简易、迅速）、专业优势（行政复议能解决专业性、技术性强的案件）、经济优势（不收费）、完善执法（可以及时、迅速纠正执法中的错误）{3}(P.49-51)。而法律规定作出改变决定的情况下复议机关就是行政诉讼的被告，这使得复议机关不作出改变决定成为了一种必然性。

狭义的行政救济就是行政机关，或拥有行政职权的组织，为公民和其他组织遭受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侵害时，或其法定权益免于受到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侵害所提供的救济，如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在混沌结构内部，它还可以选择，即复议机关仍然有裁量权。其中，行政复议机关是其效力最主要的约束对象，因为促使其按时受理复议申请，及时作出合法的复议决定是最主要的立法目的。可是，如果复议机关维持具体行政行为也成为被告的话，那么，几乎只要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就不可能成为被告了。

换言之，由于行政复议法自身的漏洞，即法律漏洞的存在，[16]复议机关的选择权不仅仅局限于上述混沌结构中的三种决定，而是包括法律规定的所有其有权作出的复议决定类型。怕诉，是一种普遍心理，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态度。

确认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550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0.88%。谈到救济，人们自然会想到司法，想到法院。

[4]William. 0. Douglass comment in Joint Anti-Fascist Refugee comm. v. Mcgrath, The 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mpany, 1951，p. 858.[5]Christopher Osakwe, The Bill of Rights for the criminal defendant in American Law, in Human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dure, b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2,p. 18.[6]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 81.[7]Scott v Scott 1913 AC 417 at463，per Lord Atkinson.[8]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Of District of Columbia et al. v. Pollak et al.，343 U. S. 451，466-7，72S, Ct, 813，812-3，1952.[9][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年1980版，第391页。[14]行政诉讼法第25条，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2条。